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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及其女性原型
《恶之花》及其女性原型


1、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夏勒.波德莱尔的文学声名仿佛插上翅膀一路飇升,直至在光荣的顶点恒久地翱翔,不曾滑坠。正如美国有惠特曼,德国有歌德,俄罗斯有普希金,中国有屈原,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大诗人不是雨果,而是波德莱尔。甚至,许多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学者还认为,波德莱尔是他那个时代法国最大的艺术批评家,地位当在圣勃夫之上。美学家安德烈.费朗说得好:这个人是诗歌创作和文艺批评上的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
但是,波德莱尔首先并主要地是诗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贡献,就是那册收集了157首诗的《恶之花》。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石之上,奠定了他作为象征派创始人和现代文学鼻祖之一的荣誉,也聚集了卫道者和门外汉们抛投的诸如“颓废诗人”、“恶魔诗人”、“坟墓诗人”、“尸体诗人”之类的骂名。
2、
1855年,34岁的波德莱尔在《两世界评论》上以《恶之花》为总题发表了十八首诗作,为他带来了最初的诗名。他想要将诗结集出版,找到出版商朋友马拉西斯,得到了后者的慨然应允。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初版由马拉西斯—布鲁瓦斯书店正式出版。由于题材惊世骇俗和处理方式的大胆无忌,诗集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反感和官方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集子既是伤风败俗的,又是渎神和反宗教的。《费加罗报》和《立宪主义者报》很快就开始刊登文章,对诗集进行攻击和诽谤。8月20日,《恶之花》被告发,由轻罪法庭开庭审讯,以妨害公共道德及风化罪判波德莱尔罚款三百法朗,出版人马拉西斯和布鲁瓦斯各处以罚金一百法朗。法庭还勒令从诗集中删去六首有伤风化的诗,即,《莱斯波斯》、《被诅咒的女人》、《首饰》、《忘川》、《致一位太快活的女郎》、《吸血鬼的化身》。直至1949年5月19日,法院才取消这一耻辱的判决,给诗人评反昭雪。不过,早在诗集出版之初,浪漫主义大师雨果就慧眼识珠,他从远在英法海峡间盖勒西岛的流放地写信给波德莱尔,称赞“《恶之花》光辉耀眼,犹如星辰”;不久,他再次来信赞叹:“你给艺术的天空带来说不出的阴森可怕的光线,你创造出新的颤栗”。半个多世纪后,瓦雷里在题为《波德莱尔的地位》的著名文论中写道:“有了波德莱尔,法国诗歌终于走出了国境,它使全世界的人都阅读它;它使人不得不把它视为现代性的诗歌本身”。这个情况,直至当下,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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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曾在为《恶之花》的草拟的序言中写到:“大名鼎鼎的诗人长久以来分配着诗领域的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情…..”,这事业,概言以蔽之,就是要克服浪漫派先天的痼疾----空洞的“深渊”、“无限”、“绝对”观念,美感上失去匀称的知觉,情绪的泛滥和无节制,比喻和修辞的夸诞,唤起感受的线性方式,巨大而粗糙的用词;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诗艺或文艺美学,包括结构的理论,分析性的技巧引入,对现代的理解和斥责,对例外性和陌生化的强调,贵族态度,神秘主义,对精美和准确的推崇,等等,构成了以交感论和想像论为内核的艺术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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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认为,表现周围世界的真实是小说的目的,而诗歌则要表现“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但诗的表现决非易事,因为世界是一个复杂又不可分割的整体,愿望、忧郁、绝望都是与自然、社会、思维、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有如“一本象形文字的字典”。真正的诗人,能够读懂这部巨大的字典。《恶之花》中有一首著名的十四行《交感》:
“自然是座神殿,那里活的柱子
不时发出含糊不清的话音;
人们途经那儿,穿越象征天天彩票下载的森林,
森林用亲切的目光将他注视。

仿佛远远传来了悠长的回声,
汇合成混沌深邃的统一体,
象黑夜又象光明一样浩瀚无际,
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交互感应…..”
该诗被誉为象征派的奥义书,影响极为深远。它首先用神秘的笔调描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即自然界中的矗立的事物(柱子)都是彼此依存,互为符号,组成一座象征的森林,并向人发出信息,这种信息是含糊不清的,惟有诗人才能够心领神会,而且,这种理解和默契并非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只是“不时” 而已。同时,这首诗揭示了人的各种感官之间的交感关系,从声音可唤起颜色,从颜色可嗅出芳香,由芳香可谛听到声音,官能互动,感觉沟通。在《恶之花》里,波德莱尔“凌驾于人世之上,轻松地听解着百花和沉默的万物的语言”,为我们创造出从未体验过的新的颤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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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就连诗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理解和默契也并非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却只是“不时”之事?这涉及到波德莱尔对灵感的看法。他与浪漫派诗人在诗歌理念上的有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认为灵感是历练的产物。在当时普遍推崇天才、强调灵感的风气中,他尖锐地指出:人们“不知道天才应该如同学艺的杂技演员一样,在向观众表演之前曾冒了一千次伤筋断骨的危险;不知道灵感说到底不过是每日练习的报酬而已。”他嘲笑那些相信灵感至上的作家们“装出如醉如痴的模样,闭上眼睛构思着杰作,对混乱状态充满信心,等待着抛到天花板上的词语落在地上变成诗。”灵感只是刹那直觉的启迪,本身并不能代替诗构造的过程,诗的形成,需要想像力艰苦耐心的分析与综合,需要系统运用经验材料、句法的调适、修辞的润饰、节奏与音律的和谐、细部打磨和字词妥贴等形式技巧。诗歌格律诸技巧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精神活动本身所遵循的基本规则的集合体,有了形式的束缚,思想才更加有力地迸射。在波德莱尔看来,艺术王国即是人工天堂,艺术规则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标志着对美的人为发掘和努力。呕心沥血做出来的诗才可能是佳作,而自然流露天天彩票的诗,所谓“从心里出来的诗”,他是大不以为然的。自19岁开始创作《恶之花》,直至45岁辞世之前,波德莱尔为这收诗仅157首(中有大量十四行)的诗集的写作、修改、出版、扩张、重版,断断续续费时二十余年,用生命诠释了他所说的“不时”的深长沉重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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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于1861年2月由马拉西斯书店再版,删去了六首禁诗,新增诗三十五首。波德莱尔生前为出第三版作过准备,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如愿。他死后次年,才由友人阿塞利诺和邦维尔编订第三版,作为波氏全集的第一册刊行,由戈蒂埃作序,米歇尔.列维书店出版。诗集像一部交响乐,主线清晰,结构完美,除了最后面的“增补诗”,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表现诗人为医治忧郁的创伤,先求助于诗,后求助于爱,但种种尝试都是徒然,笼罩一切的烦愁重又攫住了心灵;在第二部分“巴黎风景”中,他借助于巴黎的景色,投身到苦难的人群;在第三部分“酒”中,他创造了“人工天堂”的幻景;在第四部分“恶之花中”,他求助于诸种邪恶;在第五部分“叛逆”中,绝望的诗人走上了反叛的道路,他转向魔鬼发出连祷:“哦,撒旦,请可怜我一世的不幸!”最后,当人间的忧烦仍不得解脱时,诗人决定到另一个世界“旅行”,也就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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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究竟有没有边界?它是理性的玩物、道德的奴婢,抑或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波德莱尔对此有明确的回答。他在《一八五九年的沙龙》一文中宣称:想像力是“一切能力中的王后”,“它理应统治这个世界”,“想像是真实的王后,可能的事也属于真实的领域”。这就是说,艺术世界的国王是真实性,而想像力是其完成有效统治的配偶。波德莱尔必须服从的真实性又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他说:“无论你属于哪一派,无论你有何偏见,当你看到这么多贫病的人们为了了制造出精致的产品,呼吸着车间的尘埃,吞吸着棉花毛,受着水银的毒害,你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居住在满是虱蚤的穷街陋巷,最谦卑伟大的美德与最凶残的罪犯杂居一室。”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资产者,你的妻子你的贞洁的伴侣…..将不过是被包养的女人的完美形像而已。你的女儿…..在摇篮里就梦想着她的售价是百万家财。”世界图景如此,艺术家主体状况又是怎样?《恶之花》的增补诗中有一首《浪漫派的落日》:
“向天边奔去,时间迟了,快跑,
至少要抓住一缕斜阳的光线!
……………………………..
在黑暗中飘荡着坟墓的味道,
我畏怯的脚在沼地边踩坏了
意想不到的蛤蟆和寒冷的蜗牛。”
光明之神已离去,不可抗拒的黑夜正建立它那阴森潮湿的王国。然而,波德莱尔却是个“满怀热爱向那比梦幻更美的落日致敬的人”。他在浪漫主义的精神泥潭之旁,孤独地践踏着所有那些多愁善感和实证冷漠,用《恶之花》开创了真实性与想像力对生活道德和艺术陈规的双重反叛和自决的新纪元。诗人通过个人宛若地狱之行的痛苦经历,刻画出一幕幕斑斓的人生悲剧。这里,有理想的影子,爱的沉醉,正义的愤懑,同时更多地交织着折磨、同性恋、性变态、流血、手淫、虐待狂与受虐狂、酗酒、卖淫、乞讨、衰老、死亡的种种惨境,对于这些“自然神殿里的柱子”,诗人并没有从感觉上否定它们各别的存在,而是通过想像力,通过缪斯的巫术,综合创造出一个声香色味通感的第二现实,也就是最高真实的艺术世界。用贝克莱的话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感知实现了合法的转换,变成了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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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恶之花?波德莱尔的创作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深思熟虑。恶与花,这些单个的词义,要在他的“诗”概念中来理解。他说:“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如果诗人追求的是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说他的作品拙劣,亦不冒昧。诗不能等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我不认为愉快不能与美相联系,但我是说愉快是美的最庸俗的饰物,而忧郁才可以说是它的最光辉的伴侣,以至我几乎设想不出一种美是不包含不幸的。”由此可见,他所说的“道德”,就是某种脱离真实感的劝诱和倡导,是某种兴高采烈、盲目振奋的骗局。对于诗人而言,生命因其注定要死亡,它本质上是不完美的,也是丑陋的,只有通过艺术的点金石,才能改变它的“原罪”的比例和组合,赋予它以美。排斥道德说教,复归生活之恶的本相,很像是后来胡塞尔从哲学上提出的 “悬疑与还原”、“回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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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原名为Les Fleurs du mal,英文译作Flowers of Evil。Les Fleurs 好理解,就是“艺术之花”或诗歌的意思。但mal一词兼有恶、丑、痛、病、苦、罪等多义,中文里没有同等对应的词,译为“恶”,比英译为Evil更乏张力,但不是误译,而是无奈的权宜。其实,mal这个词还被诗人赋予了丰富的感情色彩,代表着令人愉快的道德假象所遮蔽的一切存在之苦恼。在对象的性质上是mal,在主体的感受上即是Spleen(忧郁)。因此可以说,“恶”与“忧郁”也是一尊雅努斯双面神像,共同指向一个总体情绪,那就是由普遍幻灭所产生的苦闷、忧惧、烦愁、悲观、颓废、彷徨、沮丧、愤怒、反抗和种种向死的冲动。这实际上就是存在的生动证据,在基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它们分别被冠以“焦虑”与“畏”的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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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波德莱尔,巴黎的生活主要的不是表面五光十色的豪华场面,而是底层的、充斥着罪犯和妓女的阴暗迷宫,那里盛开着苦难和病态的群花。波德莱尔尽管承认有绝对美和特殊美之分,但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构成特殊美的那些暂存的、相对的成份,即风俗、情欲等因素,他深信美是特殊的,来自激情(情欲)。但与后来尼采认为美的价值是对生殖意志的肯定不同,波德莱尔认为美就在堕落的无用的情欲之中。《恶之花》当初被判罚的理由,也正是它存在和不朽的根据。诗集像是一面有还原功能的镜子,映照伟大的凄凉,人生种种惊世骇俗的惨状。情欲和性感的瑰丽原色,勾描出巴黎生活的道德和风化的腐烂暗处,给人强烈的官能冲击。但这绝不是写实主义的反映,而是应和或交感,诗人就是森林中的一棵悲伤的树,用神秘的语言向读者倾诉着他的私秘。在诗集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下面,像强力胶那样起粘合作用的,是性与爱的自传,正如诗人所唱:
“你在深深的无限中欣然遨游
怀着不可名状的男性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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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诗人的生活之花,她们也是诗集的花中之花。在初版被法庭判令删除的六首诗中,有两首写给迪瓦尔,一首写给萨巴蒂埃夫人。再粗略统计一下,《恶之花》中全首直接以真实女性为题赠对象的诗有五十多篇,占诗集篇目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小的比重。这还不包括诗行中零星的涉及,也不包括那些作为幻想对象或幻想产物的女性形像。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有哪几位真实女性曾经充当诗人想像力的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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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迪瓦尔,原名莱沫尔,又名普罗斯佩尔。她是一个感性、多情的、无常、没受过教育、易兴奋、乱交、行为无法预知的黑白混血儿,有黑维纳斯的美称。1842年,波德莱尔继承了先父的大笔遗产,生活奢侈,经常与友人同游先贤祠剧场,爱上了在那里当演员的迪瓦尔,之后同居。迪瓦尔除了只知道波德莱尔是位“先生”,对他从事的事情没有丝毫了解。可是,她能给他带来男人需要的最大幸福和快乐。诗人邦维尔说过,迪瓦尔富有野性的魅力,她的举止同时具有神性和兽性。1859年,迪瓦尔一度中风。两年后,波德莱尔与其分居。但在她又病又老的处境中,是诗人帮她生活下去,他把她当作旧日情人、现在的孩子,与她分享他的微薄的收入,关心她的福利。《恶之花》暗藏着一组“迪瓦尔诗篇”,一共二十三首。它们是:“忧郁与理想”中的《首饰》、《异国清香》、《头发》、《可是尚未满足》、《跳舞的蛇》、《腐尸》、《我从深处求告》、《吸血鬼》、《忘川》、《死后的悔恨》、《猫》、《阳台》、《魔鬼附身者》、《幻影》、《闲谈》、《午后之歌》、《幽灵》、《自惩者》,另有三首《无题》;“恶之花”中的《贝雅特丽姬》;“增补诗”中的《哀伤的情歌》。像《忘川》中“什么也不及你深渊似的床,你的嘴上栖着强力的的遗忘,你的亲吻中流着忘川之水”;《头发》中:“无精打采的亚洲,炎热的非洲,遥遥远隔而几乎消逝的万邦,都活在你的深处,芬芳的丛林!”都可叫人想见黑美神的魅力。而《阳台》中是这么赞颂的:
“最敬爱的女王,当我俯身向你,
我好像闻到你血液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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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蒂埃夫人原名阿格拉伊.萨瓦蒂埃,是个私生女,很年轻时就来到巴黎作了交际花,先后被多人包养,作过银行家莫塞尔曼的外室。她心地善良,是众所公认的美女,与迪瓦尔相对,被称为白维纳斯。在她的沙龙里经常有知名的文人和艺术家聚会,如雨果、缪塞、戈蒂埃、圣勃夫、福楼拜、大仲马等人是她家的常客,都称她为“女议长”。1843年,波德莱尔与之结识。他对她怀着柏拉图式的爱情,为她写了许多匿名情书和赠诗,得到夫人的垂青,但他们始终保持着抽象的而非肉体的关系。写给萨巴蒂埃夫人的诗共有十首,集中在“忧郁与理想”之中:《永远如此》、《她的一切》、《无题》、《活的火炬》、《致一位太快活的女郎》、《通功》、《告白》、《精神的曙光》、《黄昏的和谐》、《香水瓶》;“增补诗”里还收有一首《赞歌》。这些诗,总体而言精神气息较浓,表达了对夫人的虔诚的崇拜之情。但是,被法院判删削的那首《致一位太快活的女郎》A celle qui est trop gaie,却充满了狂乱的性幻想,最后三段是:
“我也想在某一个夜晚,
等到淫乐的时钟敲响,
悄悄走近你的玉体之旁,
像个卑鄙无耻的蠢汉,

剌穿你那仁慈的胸房,
惩罚你那快活的肌肤,
给你惊慌不安的腰部
造成巨大深陷的创伤,

然后,真是无比的甘美!
再通过你那分外清新
分外鲜艳的醇美双唇
向你倾注毒液,我的姐妹!”
问题就出在最后一句上,当时法官将其中的“毒液”解释为梅毒,而波德莱尔(他的确患有梅毒)则坚决否认,声称这是指“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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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迪布朗是荷兰人,十六岁时迁移到巴黎,在蒙马特尔的小剧场里演戏,扮过奥迪翁大剧院上演的莫里哀的《伪君子》里的女主角。她是位碧眼的漂亮女郎,1847年与波德莱尔相识,此后九年之间他们曾两度同居,1856年,迪布朗转投到波德莱尔的好友、诗人邦维尔的怀抱,结束了这三人间长期的三角关系。波德莱尔为她写下的诗歌,属于他最动人的篇章。诗集中共有十首,即“忧郁与理想”中的《毒》、《阴沉的天空》、《美丽的船》、《邀游》、《无法挽救的悔恨》、《闲谈》、《秋之歌》、《致一位圣母》、《秋天十四行》;还有“巴黎风景”中的《虚幻的爱》。其中的《邀游》(在波德莱尔的另一本名著《巴黎的忧郁》中有一篇同题散文诗),音韵优美,历来脍炙人口:
“好孩子,小妹,
想想多甜美,
到那里跟你住一起!
在那个像你
一样的国土里,
悠然相爱,相爱到老死!
阴沉的天上,
湿润的太阳,
对我的心有无限魅力,
多神秘,像你
不忠的眸子
透过泪水闪射出光辉…...”
此外,还有几位真实女性成为波德莱尔诗歌的对象。1840年,波德莱尔结识了诨名“斜眼”的犹太妓女萨拉,在两首无题诗中,他称她为“犹太丑女”“又聋又哑的机器、保健工具”。二十岁时,他于出游途中,在毛里求斯岛认识了当地的农场主给布拉加尔夫人,回国后给夫人写下了赠诗《献给一位白裔夫人》;他在夫人家中看到一个印度女人的女儿,名叫多萝泰,后来写下了了两首诗《给一个马拉巴尔姑娘》和《遥远的地方》,收入“增补诗”中;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美丽的多萝泰》,收入《巴黎的忧郁》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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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会注意到,《恶之花》第一首诗《祝福》开章明义的是,诗人不被周围人一切人理解,甚至受到母亲的诅咒:
“唉!我真是宁愿生下一团蝰蛇,
也强似生下这惹人耻笑的东西!
我要诅咒那片刻欢娱的一夜…..”
应该说,母亲卡罗利娜对诗人一生的影响极为重要。她是一个拥护波旁王朝的官员的女儿,父亲在恐怖时期流亡英国,因而她出生于伦敦,至二十一岁时才只身回到巴黎,作为孤儿寄养在人家中。她是个没有陪嫁的姑娘,在1819年只好嫁给一个五十九岁的老头弗朗索瓦.波德莱尔。他们的儿子六岁时,弗朗索瓦逝世,次年,卡罗利娜改嫁奥皮克上校。很早的时候,波德莱尔身上就流露出放荡不羁和激进浪漫的气质,母亲担心他将来没有出息,决定让他到印度去。他从波尔多出发,在远渡大洋的途中怀念家乡,刚抵达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就止步不前,旋即改乘其他船只回国。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一次旅行,虽然途中外界景物并未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但却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视野、感受和想像力,使诗文中因而增添了许多与海洋、热带、阳光相关的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主题。随后,他继承了亡先父遗产七万五千法郎,住进了豪宅,衣着风雅,生活奢侈。于是,母亲为他雇请法律顾问作为他的指定监护人,限定他每月的用度为两百法郎,此后,诗人一直过着拮据的日子,常常不得不为了还债而拼命写作。1866年三月中旬,波德莱尔在比利时参观一教堂时突然跌倒,出现失语症及右侧半身不遂的征兆,7月4日,由母亲护送回巴黎,住进疗养院。8月31日上午11时,诗人在母亲卡罗利娜的怀中与世长辞。在《恶之花》集中的“巴黎风景”里,标号为第十四和第十五的的两首无题诗,是诗人对童年时代的回忆,那时,他的先父亡故不久,母亲尚未改嫁,为节省开支,带他迁居到了巴黎市郊奈伊。前一首尤为感人至深:
“我还没有忘记,在城市的附近,
我们的白房子虽小却安静…..
傍晚时分流金溢彩的太阳
在素朴的台布和哔叽窗帘上
反照着它蜡炬似的美丽的光。”
16、
卡罗利娜、迪瓦尔、萨巴蒂埃、迪布朗,是塑造波德莱尔整体人格的四位重要女性,从《恶之花》集中可以看出,她们由于在诗人的意欲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不一样,因而对诗歌创作发挥的刺激和影响也各不相同。如果把这四人作为诗人愿望诉求的整体,那么,她们分别体现了母亲、性伴侣、纯粹偶像和游移不定的、抽象的女性对象的形像,每个人都在波德莱尔的生活中展示出不同的品格和性情,对作为男人同时是诗人的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根源上看,波德莱尔与四人的关系又可分为为两组,他对卡罗利娜的感情充满矛盾,既有对她抚育之恩和悉心照管的感激,也有对她身世微贱的羞惭,有对她无奈改嫁的怨怼,也有对她经济上约束的憎恨,更有由审美移情带来的对她的恐惧---他在一首诗中自称为哈姆雷特,在另一处把先父比作阿加门农王,女友是厄莱克特拉,而他自己是俄瑞斯特斯,这就暗示他在潜意识里将卡罗利娜比作是合谋杀父的克吕墨涅---而这些些倾向,是可以称之为俄狄普斯情节的。另三位女性对诗人产生的综合效果,就是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想像材料,并在诗中予以挖掘和拓展。传记学也有迹象表明,在某个时期,波德莱尔甚至同时与迪瓦尔、萨巴蒂埃夫人和迪布朗约会,而在他的诗中,我们并不难发现那个唐璜式的主题动机和抒情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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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代》杂志问及杰奎琳.肯尼迪,有哪些男性是她最愿意结识的?这个伟大的女人列出了短短的一串人名,其中就包括法国诗人夏勒.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不是美男子,但他是在巴黎最浓郁的艺术气氛熏陶下成长,这个放荡不羁的城市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从年轻时就具有一种极度自由的内质,外表时尚而优雅。他苦难而高贵的相貌,他的高敞的额头,敏锐而闪射精光的眼睛,充满神秘的艺术气息和非凡的魅力。用《荒原》的作者T.艾略特的话来说,波德莱尔是一切时代诗人的最好原型。由他开创的法国象征主义,不仅是现代文学和先锋诗歌直接源头,而且,从方向上检视,它就是一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开端,在当代人的精神领域依然听得到它的裂变的回响。

附注:所引主体诗歌,在采用钱春绮先生译文的基础上,偶有对照法语原文后出以已意之改变。作者雪妙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