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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聞人的落寞心態

文革聞人的落寞心態

作者: 裴毅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編者按:香港多年來出版了眾多有關文革的大陸禁書,尤以個人回憶錄源源不絕。許多文革的風雲人物都寫出親身經歷與感受,為史見證,為己立碑,良莠不齊,真偽可考。本文扼要點評一批有知名度的「文革遺老」的作品,並介紹他們的落寞心境與近況。


筆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歲近六旬,快壓縮成「文革遺老」。那些長我一兩輩的「文革健兒」,歲暮人靜,塵埃落定,心態如何?如何看待那難忘的「火紅年代」?小刀輕剖,「紅味」立飄,很能嗅出一些歷史內涵與人性特色。

一派極權主義思維:天無二日

從深層次上,文革遺老的「遺味兒」包裹著特殊的紅色傷害——他們尚渾然不知的「內傷」。王力(1921~1996)孫女評《王力反思錄》:「他的反思,到死還有他那代人意識形態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還堅持「突出宣傳領導核心是歷天天彩票娱乐史的必要」。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上書中央,要求突出宣傳鄧小平;十四大後再上書,建議突出宣傳江澤民;論據竟是:「沒有核心,黨心人心就會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數日,是不利於穩定和發展的。第一小提琴手只能有一個。」[1]握持封建政治邏輯,將歪歪理說得振振有詞,一派「長纓在手」的氣勢,確為文革遺老留給後人的特殊精神遺產——他們的臀部上竟蓋著這樣的封建紋章!

崇毛乃「文革健兒」一大共性。邱會作反思能力相對較強,但最後仍堅持:「毛澤東起正面作用的時間長,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他一生中畢竟還是短的。」[2]言出旨顯,評毛「正面作用時間長」,邱氏立場在黨不在國。邱仍感激毛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禍國巨罪。可如今連中宣部都只歌頌「改革開放」,不提一九四九年後的毛氏「治績」了。

文革人物的自傳自評,如陳伯達、江青、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賢、朱永嘉,北京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無一人真正服氣。這些人物的品格境界,從他們敘述文革的口吻即可清晰嗅出。他們大多以「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的豪邁心態回憶那段日子,不僅無悔無懺,而且還帶著難以掩飾的得意。對他(她)們來說,小人物翻然成要角,指點江山起來,一生也就這段日子「無限風光」了。聶元梓、徐景賢的自傳,此種「得意」溢透紙背。武宜三先生評徐景賢的《十年一夢》:

通讀全書,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業績,有王洪文的錯、王秀珍的錯,甚至有江青的錯、馬天水的錯,就是沒有徐景賢的錯。連他爸爸當班主任的歷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錢。全書插圖、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輝形象。其中還有一張是他夫婦和朱永嘉夫婦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賢和朱永嘉完全忘記了他們曾協助姚文元,在毛、江的親自策劃、指揮下,秘密炮製批《海瑞罷官》的文章,而且還笑嘻嘻的。我在這照片邊上批了二十八個字:發跡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無愧?嘻皮笑臉還照相,人間皮厚君為最。

留戀往日風光,堅持文革有理

這天天彩票下载些文革紅角只承認客觀上的政治失敗,不承認主觀上的「主義」失敗。在他們內心,輸事不輸理。即便承認當年的錯誤,亦屬「路線錯誤」,個人沒有多少責任,亦毋須懺悔。對於全面徹底「否定文革」,當然更「不服氣」:「這不,還是毛主席有遠見,資本主義這不真的復辟了?!」

《邱會作回憶錄》定型於九○年代,邱會作(1914~2002)不服氣「公審」,從根子上不認同鄧小平:「如果說毛主席晚年有什麼錯誤的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看錯了鄧小平。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3]邱甚至認為應該搞一點個人崇拜:「個人權威一點不搞,也不行吧,連個權威都沒有了,也不行呵。」[4]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鵬(1914~2009)上書中央,再三為林彪鳴冤:「……『擁護』變成錯誤,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烈馬揚腳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裏,慘不忍睹,臭不可聞。毛澤東對待幾十年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多麼無情無義。」李作鵬最後的政治遺言:「我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會勝利!」[5]

級別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兒朱永嘉(1931~ ),學出復旦歷史系,師從譚其驤、周予同等名家,文革時上海市委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為王洪文講解《後漢書·劉盆子傳》,且为姚文元《評〈海瑞罷官〉》「重要贊助者」(參與寫作)。復旦史家朱維錚:「評《海瑞罷官》如果沒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準,也不可能寫出來。」文革期間,朱永嘉深得張春橋、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春橋!還我文元!」真正鐵桿「三種人」。文革結束後,隔離審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領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釋放。二○○○年前後,七十歲的朱永嘉以不屑一顧的態度對來訪者說:「我們當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現在不也很紅麼!」[6]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評李秀成》,還是那麼崇毛迷毛,無限懷念的還是那段「崢嶸歲月」。再讀他那篇成名之作,「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起義」已那麼遙遠、隔閡,本皮都已被完全顛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還能有什麼價值?徒留赤蹤吧?

紅衛兵領袖譚厚蘭死蒯大富中風

紅衛兵「五大領袖」先甜後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師大女將譚厚蘭(1937~1982),其文革「功績」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廟、孔林),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毀古書兩千七百餘冊,字畫九百多軸,砸碑千餘座,包括國家一級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七百多冊。一九七○年六月,譚厚蘭隔離審查,七五年八月,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獄;八二年六月免於起訴;此前查出宮頸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終身未婚。如今,譚厚蘭仍「揚名」曲阜。曲阜人民仍惦記著她的「業績」,一九八○年代就將她的「打砸燒」銘記在「三孔」遊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離審查、開除黨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領刑九年,八三年出獄後蟄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個街道商店當臨時出納,後被軍辦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

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1945~),六八年底隔離審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廠;七一年三月~七五年九月,再隔離審查,此後監督勞動;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領刑十五年;八七獄中接到「寬大」通知:仍按大學畢業生待遇回到原單位,後調至深圳,入某國企公司擔任總經理;二○○三年內退。

清華大學蒯大富(1945~),領刑十七年,出獄後與朋友合作經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只准其妻女落戶而不批准蒯。經多年申請,蒯大富才在山東獲得護照,方可出國旅行。公安機關始終禁止他接受記者採訪。[7]一位與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還有「六八年情結」,四次中風,已住進養老院,行動不便,妻子離婚。清華學友評曰:「一個真正的悲劇人物!」

聶元梓(1921~ )十六歲加入中共,五○年十二級「青年高幹」,十年文革八年審查(毛澤東批准),文革後領刑十七年(實際蹲監六年),出獄後二十年無住房,十四年無收入,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來源,只能「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聶元梓不認同全盤否定文革,在港版回憶錄中認為文革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余秋雨:公開賴帳第一人

這一派的「一號」非余秋雨莫屬。此派人士大多文革後再次「起來」,享有一定社會聲譽,十分「愛惜羽毛」。他們深知文革髒臭,雖然身下壓著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絕不承認與文革的關係,尤其與文革寫作班子「石一歌」之類有染。

余秋雨在直面個人歷史的勇氣上,智商之低、勇氣之弱,很令絕大多數國人看不懂。原本低個頭認個錯,檢討幾句也就過去了,誰會去揪文革青年的「當年盲從」呢?誰還能不理解那會兒「跟著走」的年輕人?偏偏余先生不肯認帳,狀告古遠清、肖夏林等「誣衊」,激起社會共憤,忽忽然形成聲勢頗壯的「揪余派」。最後越描越黑,弄得全國人民皆知余先生確有一根「文革小辮子」,當年不僅「下水」,而且還是「石一歌」主要筆桿,以及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下屬文藝組的「第一號種子選手」。[8]

另一位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二○○二年致信古遠清:

我已漸漸看淡了遠去的刀光劍影,當時鬧得挺凶,過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這位文革遺老的心態比較典型,看空了,不願提,人生入暮,歲遠事了,大徹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對塵世。這一「看空」心態,在文革遺老中估計占到一定比例。

火氣最大的是《歐陽海之歌》作者金敬邁,其港版文革回憶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滿對文革的控訴與不平,激情反思,無人能及。

多數對改革開放不無嘲諷不評論

文革弄潮兒回憶錄的一個共同特點為避評當下,字裏行間對改革開放不無嘲諷輕蔑。聶元梓、徐景賢、朱永嘉、郭鳳蓮均如是。

倒是老粗吳法憲(1915~2004)對改革開放明確讚揚:「我親眼看到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隨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過比較,我認為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從內心裏擁護我們黨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9]

邱會作前面罵鄧小平掘了毛澤東、共產黨的祖墳,晚年也承認:「鄧小平改革開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為鄧小平、趙紫陽的農村改革大聲叫好!鄧小平好福氣呀,他『摸著石頭過河』,頭一腳就踩了個正著,向前跨了一大步。……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是正確的。」[10]林彪四虎將中,數邱會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強,回憶錄也寫得最好,但對赤潮禍華這一根本問題上,邱會作盡顯時代局限,無有一點點反思。

吳法憲之子吳新潮,「九一三」前為瀋陽飛機製造廠軍代表,一顆冉冉待升的新星。「九一三」後,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關入地下室,久不見天日,一段時間竟失明。後發落陝西一偏僻農場喂豬、幹農活。他揣著一根電線隨時準備自裁,但從未付諸行動。從雲空跌落塵埃的他,說了一幅概括他們這一撥人心態的對聯:「活著沒信心,去死沒決心」。這撥「紅二代」從不承認自己是「黑二代」,黃永勝之子黃春光激動地說:「我認為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11]

大寨「鐵姑娘」郭鳳蓮(1947~ ),1999年自由亞洲之聲女記者採訪她「大寨人感到『包產到戶』對大寨的農業發展有利還是不利?」郭答:「現在已經習慣了,一樣。」記者現問:「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業政策的變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還可以吧。」再問:「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郭答:「不良風氣慢慢糾正吧,都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那個咱們就不要多講了吧,我講不清楚。」女記者終於放棄繼續採訪。[12]郭的態度屬於沉默的抵抗。

文革漸走漸遠,遺老們也一點點走進厚厚史褶,成為歷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識形態腳手架仍未清除,還有相當後滯力,整個國家運行在歪斜的意識形態轍道上,如「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江澤民語)……不僅「自由」距離國人十分遙遠,說點真話都還那麼困難哩。至於各大社會顯弊(機構龐大、貪腐瀆職、浪費黑洞、新聞自由、貧困群體、訪民日增……)明知其病而無法療治,成為真正「特殊國情」,怎麼辦?讀書人只有一聲潼關長歎!





[1] 王雪:〈為了不能忘記的——《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再版後記〉。王力:《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香港)2008年1月第二版,下冊,頁880、849。


[2] 程光:《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一版,下冊,頁936。


[3]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香港)2011年1月初版,下冊,頁909。


[4] 程光:《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1版,下冊,頁935。


[5]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1版,下冊,頁883、844。


[6] 古遠清編著:《庭外「審判」餘秋雨》,北嶽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頁171、141。


[7] 丁東:〈追隨毛澤東的「反革命」——重訪原首都高校紅衛兵領袖〉,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72~81。


[8] 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寫作組真相揭秘〉,載《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參見古遠清編著:《庭外「審判」余秋雨》,北嶽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99頁。


[9]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二版,第982頁。


[10] 程光:《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1版,下冊,第934頁、第884頁。


[11] 章劍鋒:〈“林彪集團”後代現狀〉,原載《揚子晚報》2013年1月22日。《文摘報》2013年2月2日,第五版。


[12] 張敏:《穿牆的短波》(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溯源書社(香港)2012年10月第一版,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