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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从费孝通怀旧说起
从费孝通怀旧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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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冠生著《费孝通传》,有一节题作“逝者如斯”,写费氏晚年如何怀旧,很值得一读。

  费氏学生时代即以一本《江村经济》名震中外,前辈学者如Malinnowski、吴文藻、潘光旦等,莫不叹为奇才,以为费氏前途未可限量,于是刻意栽培,期为中国社会学继往开来,顶天立地的巨擎。那么,费氏是否如前辈学者所愿呢?对此问题,费氏自己有过回答。天天彩票娱乐在《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一文中,他认为自己对社会的回报只能说“单薄和轻微”——“一代学人已经纷纷萎逝,我作为紧接这一代的后辈,深自愧疚,不仅没有能发扬光大前辈的为学精神,甚至难以为继,甘自菲薄。”费氏在这里说的是事实,而非自谦。费氏学术上的最高成就,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无一不出自青年时代。中年以后,即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不少文字,其中或不乏佳作,但能与青年时代的那些煌煌巨著相比的作品,却是再也拿不出一部了。

  仅只费孝通一人今不如昔?非也。1998年6月,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北大举行,费孝通很发了一通感慨。这次研讨班特邀的外国嘉宾,不乏当今国际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群英荟萃,华山论剑,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中国学者处于下风。而在六十年前,中外社会学实力对比却并非如此状况。那时,吴文藻组织的中国社会学界跨文明之别的小分队曾出师告捷,一步站到了国际人类学界的前沿地带。六十年后乾坤倒转,不能不令费氏黯然,而对中国同行们坦陈直言:

  “这次我们请来的学者,不少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的,我们都听了,可以把他们当成一个标准,比一比。比过之后,心中有个数,知道还差多少,怎么追上去,从什么地方去追。说老实话,现在还是个追上去的问题,还谈不上超过,至少在我自己还不行。”

  “我们要同人家进行croos-cultural communication,首先要能在同一个水平上。现在外边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知道差距之大。不要人家一说我们好,就自己觉得了不起,其实还差得远。”

  “要讲我们的实际水平,那还是很低的。我们才刚刚开始。”

  换句话说,不是费孝通个人今不如昔,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学今不如昔。

  其实,又岂只社会学今不如昔。六十前中国的史学、哲学,美学、政治学、人口学,都有着骄人的业绩。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赵元任、冯友兰、贺麟、金岳霖、朱光潜、钱端升、马寅初,哪一个不是六十年前光照天宇的煌煌巨星!后来,我们民族再也没有能够造就那样的巨星了。非但没能造就新的巨星,就连曾经有过的巨星,也都暗淡。

  又岂只是社会科学今不如昔。

  文学如何?

  电影如何?

  戏剧如何?

  美术如何?

  有过新的巴金吗?

  有过新的老舍吗?

  有过新的曹禺吗?

  有过新的郭沫若吗?

  有过新的戴望舒徐志摩吗?

  …………

  没有。和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文化巨人比,后来的那几代没有一个不是侏儒。

  一个泱泱大国,一个给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庄子,贡献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贡献了不计其数的大思想家、大作家、大诗人、大学者的文明古国,竟然转眼之间,人文领域一片凋零,仿佛回到了洪荒时代。

  相对来说,自然科学的状况好一些,但纵然如此,仍不如人意。老一辈科学家应该还记得1956年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现在已无人提及。为什么?不好意思提——就和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准等许诺统统化作泡影一样,规划主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化作了泡影。很多本来已经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后三十年中停滞不前,与世界先进水平落差愈来愈大。比如遗传学,谈家祯先生就对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状况持基本否定立场,说:“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几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如此状况,如何让费孝通满意,费孝通如何不怀旧?!





  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千差万别。但终极原因,只能从政治中找寻。

  还是回到社会学。如前所述,社会学本来是中国近代科学体系中发展较快、可以和发达国家一较短长的先进学科。但1950年就传出风声,社会学将被取消。费孝通为此忧心如焚,挥笔写就《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为社会学的生存权申辩。他“很费了一番口舌,从社会学的发生说起,从源到流,从正宗到旁支,从法国到美国,从西方到中国,并在叙述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带出社会学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它在资产阶级的学术界一直是被轻视的,因为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弱点,虽不革命,亦属不知趣者;又如,社会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部分的或是走私性的夹带了马列主义进入学府之门;再如,在中国社会状况的促使下着重于社会病态调查的社会学者靠近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现状大体上是批评的,容易和民主运动结合,在革命潮流中是偏于进步的,等等。”他并特别提到:“事实上,以京津来说,有社会学系的那些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和教员常在新设的政治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当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尚分别存在时,社会学系亦无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会学系为基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果如费氏所望,社会学没有在1950年的中国寿终正寝。表面看来,似乎是费氏的雄辩起了作用。但实质上,不过是天下初定,应以安妥人心为急务,不好四面出击罢了。不出三年,天下大定,砍向社会学的那把刀便毫不迟疑地举了起来——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被全部砍掉,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自此从当时的中国大陆彻底消失。张冠生记载,费孝通曾为此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但,毛泽东铁面无情,“手势和语言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中国社会学就这样做了牺牲。同时做了牺牲的,还有政治学、心理学、人口学……。

  再说说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这些本来是基本常识。但这些基本常识却在建国后扫荡殆尽。“科学是意识形态”,苏联的这个时髦的口号在新中国广为流行。科学技术方面的“一边倒”、科技领域的全盘苏化,因此如火如荼。与政治大气候相适应,主要是与建国初轰轰烈烈的仇美运动相适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横遭贬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一次演讲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在衰落》。其他如《美国科学为垄断势力与军国主义者服务》、《美国科学的军国主义化》、《窒息了的美国科学》等针对美国科学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乃至公开批判量子力学,批判“化学中的唯心主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苏联的科学技术则被捧上了天。贝时璋先生在《对于苏联生物化学的一些认识》的文章中开篇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苏联科学是人民的科学,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服务于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科学是最先进的科学,因为它是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导思想的。”苏联的生物化学是世界第一,“苏联的地质科学是最先进的”(此为张文佑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苏联的其它学科莫能例外。中国学术界因此必须“以俄为师”。在科技领域全盘苏化的大潮中,有两个苏联科学家最早被作为榜样介绍到中国。一个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一1936),再一个就是李森科。曾经毁灭了苏联经典遗传学的科学流氓李森科,也给中国遗传学带来毁灭性灾难。孟德尔摩尔根开创的经典遗传学,在中国成了对国家政权有颠覆嫌疑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而真正的伪科学、以李森科为掌门人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则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中国遗传学讲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方针主导之下,遗传学的丰收,自然科学的丰收从何谈起!

  需要指出的是,在谈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时,人们通常从1957年反右说起。人文社会科学的凋零,是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直接后果。但从上述不难看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凋零却并非始自反右,而几乎与新中国的诞生同步。个中奥妙,恐怕不能仅仅归结于极端化之后的那个意识形态,即不能仅仅归结于它的变态;而似乎应该从那个意识形态的常态中总结。

  “科学政治井河水,何必血口扣帽子。”这是遭受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迫害而亡命海外的中国遗传学一代宗师李景均晚年回首往事所发的感慨。其实科学与政治不是井河水的关系。政治是清洁工,是店小二,是交通警察,政治的职责就是为各行业服务,为各行业洒扫庭除、为各行业递茶送水、为各行业排难解困。而在中国恰恰相反,政治是帝王,万事万物都要臣服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万事万物的生存空间都要依据政治自身的利害裁定。政治的异化是造成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所有社会性灾难的终极因素。政治必须从天上回归地上,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就无从谈起,费孝通们就仍然只能黯然怀旧。





  费孝通怀旧,不单是怀念几十年前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对此张冠生也有陈述——


  费孝通看到了自己和前辈的差距,似也觉察到两代人之间的差距。不仅有“为学精神”方面的差距,恐怕也有做人方面的差距。在费孝通忆师念友的文章和谈话中,听话听音,可以听出他对当年与良师益友的交往中所怀有的温情眷恋,也可以听出他对当年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世的隐忧。

  在怀念费达生和郑辟疆的篇章里,费孝通说:“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

  1988年5月3日,费孝通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谈到“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人。这是他的抱负”;谈到吴文藻、潘光旦、杨开道经常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时,费孝通说:“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这里有多少学社会学的人还有我们前辈老师的抱负?”

  在赞赏潘光旦“平易中出硕果”的韧性时,费孝通举出他为翻译《人类的由来》一书而花费10年心血的例子,同时发问说:“现在还有多少学者能为一项学术工作坚持不懈达10年之久的呢?”

  在表示对梁漱溟治学、为人之道的爱慕心情时,费孝通说:“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1984年逝世后,费孝通在追思会上说:“我的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

  …………

  在费孝通的这类文字和谈话中,频频出现“上一代人”、“前辈老师”和“当前”、“现在”的对比。将心比心,不难从这样的对比中体察到费孝通“环顾当今之世”、“举目四望”之后的茫然、失望的心情,不难推知他心灵深处也许会时常萦绕着孤独感和寂寞感。


  费孝通之怀旧,既是怀念几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更是怀念几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几十年前的那个时代,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颠峰,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颠峰。看看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辱的一篇篇检讨书,看看反右中知识分子之间的落井下石,看看“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三年困难时期知识分子粉饰太平的一首首颂歌,看看当今知识分子在茫茫物欲之海的随波逐流,无可讳言,后来的知识分子堕落了。相对于他们的前辈,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侏儒,更是道德上的侏儒。知识分子既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库,也是一个民族道德上的表率。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集体沦陷,必然带动一个民族在道德上的集体沦陷。就这个意义而言,知识分子的堕落比知天天彩票下载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无能更让人痛心疾首。

  谈到这一点时,人们对后来的知识分子多所责难。的确,知识分子的集体沦陷,应该受到历史的清算。但仅仅将知识分子集体沦陷的责任归咎于知识分子,却又有失公平。知识分子集体沦陷的原因,既在于知识分子自身,尤在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可以这样说,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象过去几十年那样,对知识分子布下那么广大而森严的恢恢天网。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功能有过淋漓尽致的展现——那时除了国共两党,影响最大的政治力量就是民主党派,而民主党派无不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讲过一句话:他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输给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动员功能为特定在野势力求之不得,二者因此结为盟友。但进入新时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动员功能却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集古今中外统治者驾驭知识分子手段之大成,以驯服知识分子,就成了当务之急。

  知识分子因此享受了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所不曾享受的“特殊待遇”。

  通常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依附性而没有独立性。这种概括并不准确。蔡元培主办的北大不独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不独立?储安平的《观察》不独立?教授治校,同人刊物,自由组党,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是天经地义而且身体力行。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即便与法兰西知识分子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既源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更与社会生态相关——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从来没有能够实现大一统。其一,政治上一直多元并存;其二,国民党党内存在多种派别,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其三,国民党主导力量亲美,虽然它并未接受西方理念,出于政治上外交上的需要,对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太过放肆。蒋介石抓“七君子”,杜威、罗素就要站出来抗议,他们代表的英美知识界就要敦促英美政府,迫使英美政府出面压蒋。西南联大时期,当局抓进步教授,美国驻昆明领馆可以让潘大逵等上了黑名单的教授去领馆天天彩票下载避难,当局只有干瞪眼。可见,国民党固然也是专制,但那是有限度的专制。并不是蒋不想一统天下,但他受制太多,力不从心。客观上的有限政府统治,使得民间社会广泛存在,知识分子因此有独立生存的空间,可以天马行空,放言无忌,率性而为。但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全盘国家化,官方力量渗透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胞,民间社会在中国彻底消失。享受“特殊待遇”的知识分子则是第一个被国家化的阶层,第一个转入体制内的阶层,第一个被驯服的阶层。逐步取缔民间报刊、民间学校和一切具有民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因此完全丧失生存空间,不得不接受安排,进入各“单位”,成为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粮票、肉票、布票,住房、乘车,医疗,乃至子女升学就业,关乎生存权的全部要素只存在于体制中,拒绝体制等于失去一切,等于自取灭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情况下,要知识分子具备对于体制的独立性,岂非天方夜谭!

  更有效的驯服还在于精神控制。几十年前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铁肩担道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着道德勇气。而这种道德勇气又植根于道德上的自信力。国民党的统治是客观上的有限政府统治,这不仅表现为国民党没有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且表现国民党政权只是一个世俗政权,尽管它希望拥有,但在客观上,它一直没有能够拥有在天上的权威,它只能望天兴叹:天上的权威另有所属——属于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深信,统治一个国家的应该有两种规则,一是自然法,一是实体法。国民党凭借强力掌握了实体法的控制权,对于自然法的诠释权则只在知识分子手上。相对于实体法,自然法是一种更高的规则,根本的规则。作为自然法的诠释者,一方面固守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坚决抵抗世俗权力向精神世界的扩张;一方面以世俗权力的看守者即道义制约的主体力量自命,揭露、遏止世俗权力即国民党当局的专横、腐败,因此成了知识分子的本份。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在知识分子因此是义不容辞。中国知识分子把精神生存和肉体生存的界限划分的很清楚,最看重精神的生存,所谓“永垂不朽”,所谓“千古流芳”。因此讲气节、重名誉,“朝闻道,夕可死”。“道”至高无上,为了“道”牺牲自己是值得的。不怕身首异处,只怕千夫指。正是因为此类性格特质,才有了邵飘萍、林白水的英勇就义,才有了李公仆、闻一多的慷慨赴死。强权和暴力压不垮他们,强权和暴力只会更加充实他们道德上的自信,只会更加强化他们的使命感,只会更加激发他们的斗志。通常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软弱的一群,但就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知识分子软弱吗?!

  无疑,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军队要有旺盛的士气,一个民族要有旺盛的民气。几十年前的中国灾难深重,尽管如此,民气却极其旺盛。那些喊出“内惩国贼,外抗强权”走上街头的五四学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那些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投入漫天烽火的抗日青年,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那些抛却在英美国家的教席,毅然返回故土,实践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博士硕士,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我们民族不可能以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我们民族最可恃的只是旺盛的民气!只是因为旺盛的民气,我们民族才终于走出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而旺盛民气之得以长期保持,则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阶层存在,知识分子阶层存在。他们高贵的气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质,为我们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厚而鲜活的精神营养。

  这一切,进入新时代之后有了根本改观。有限政府的统治形式随着前政权的覆亡而告终结,新政权是典型的全能政权。它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掌握了世间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仅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还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指挥者”;不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还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而对政治权力这种自我定位构成潜在挑战的,唯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全部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实现知识分子人身上的体制化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意识上的体制化,就成了新时代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于是,就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了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冯雪峰批判、朱光潜批判……,最终发生了反右。通过种种漫画渲染,种种暗示催眠,迫使知识分子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自高自大,目无余子”;没有资格充作精神领域的主宰,道德领域的主宰;没有资格充作政治权力的看守者即道义制约的主体力量。恰恰相反,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唯一可做的,只能是忏悔,只能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以求得新时代的谅解。

  新时代挟雷霆万钧之力,徒有一支弱管的知识分子算的了什么?而且,新时代确实有新气象,令人折服。双重作用之下,新时代成功地实现了它全部的战略目的。知识分子情愿不情愿地,都向新时代交出了自我,以换取新时代的入门券。这对知识分子是致命的——既然政治权力全智全能,尽善尽美;任何形式的不服从,就不仅是不法,而且是不义;当事者就不仅要身败,更要名裂。知识分子如何能不恐惧?他们从此丧失了道德上的自信力,丧失了道德勇气,只好惟命是从——这不仅是出于世俗生存的需要,也是出于精神生存的需要,也是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

  如此心态,还谈什么政治批判、社会批判!还谈什么替天行道,为民请命!

  这无疑是堕落。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沉浸在一种虚幻的崇高中,堕落而不自知,因此是不自觉的堕落。当政治的洪水消退之后,虚幻的崇高也消退了,遮羞布没有了。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发现了堕落,开始感觉到耻辱……。





  夏娃吃了苹果,才有了羞耻感,才走出了伊甸园,开始作为一个人类而存在。

  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吃了苹果了,也恢复了羞耻感了。这是好事,这是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知识分子的开端。

  以怀旧为创造新历史的起点,这便是费孝通怀旧的意义。



(《费孝通传》,张冠生著,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